华裔美国作家哈金在美国文坛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其长篇小说《战争垃圾》在相继入选《纽约时报》2004年年度好书和2005年度环太平洋桐山文学奖决定名单之后，又于2005年再度获得美国笔会/福克纳文学奖。小说获得如此大的成功，除了哈金独具慧眼的选材角度和独具一格的创作风格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以回忆录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朝鲜战争战俘的一部创伤史。本文试图从创伤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小说主人公“我”所经历﹑见证的创伤以及“我”的创伤愈合过程，最终揭露出这场战争的虚伪，荒谬以及对人性的扭曲和摧残。

　　论文关键词：创伤，见证创伤，创伤治疗，创伤叙事

　　
　　一。创伤研究概述

　　
　　创伤经验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每个个体在成长的经历中都会受到伤害——一次分离﹑一场与死亡遭遇的疾病﹑身体的伤痛﹑精神的苦难……根据《韦氏第3版新国际英语足本词典》的定义，创伤是指“由于使用外部暴力而对人体造成的伤害﹑可能导致受害者行为或情绪混乱心理或情感上的压力或打击，以及由这种身体上的伤害或心理上的压力而导致的精神和心理上的震惊。”早期最有影响的创伤研究者皮埃尔·热奈认为，“自我意识是一个人心理健康的关键。一个人过去的经历与他对现状的准确的感知直接决定这个人是否能够对精神上的压力做出适当的反应。对过去经历的记忆的合适的分类和完善使得人们能够形成不同的认知结构，这些框架能够帮助他们面对相应的挑战。然而，在创伤的经历和强烈情感的折磨下，人们无法把他们的那些恐怖的经历与现有的认知结构一一对应，他们的记忆也因此而游离于他们的意识和自我控制之间。当病人无法将他们的创伤经历融入到他们个人意识的整体框架中时，创伤者便依恋于这种创伤，这种依恋将会逐渐腐蚀病人的心理健康。”在《歇斯特里症研究》一书中，弗洛伊德说：“歇斯特里症患者的痛苦主要来自于回忆---创伤经历总是萦绕着病人，创伤经历的厉害之处在于：它能使病人依恋于他的创伤。”Dori Laub，另一位著名的当代创伤理论家，以类似的方式对创伤做出了阐释。他强调“创伤的幸存者不是跟过去的记忆一起生活着，而是跟一个没有结尾，没有结局的事件一起生活着，对于创伤的幸存者而言，这个事件会继续发展到现在而且在各个方面都会有所体现。幸存者虽然得以幸存，但是在日后的生活中仍然为这种创伤所困。”

　　
　　创伤有多种表现形式，最常见的有三种：歇斯底里症，“炮弹休克症”---即战争中由于炮弹爆炸而导致的士兵的精神错论或精神崩溃，以及由于强奸，乱伦或家庭暴力而导致的心里创伤综合症。

　　
　　对于创伤的治疗，热奈建议治愈创伤的关键在于把创伤的记忆转化成个人叙事。19世纪90年代中期，研究者们也发现当创伤记忆以及伴随创伤记忆的一些强烈的感情能够以语言的方式呈现出来时，歇斯特里症的一些症状也会有所减轻。Dori Laub在阐释创伤的同时，也对创伤的治疗提出了一个方案。“建构一种叙事，重建一种历史，使创伤事件得以外在化当一个人能先置身事外地清晰地用文字来表达这个故事而后接受这个故事时，”这种创伤事件的外在化才能得以实现并产生效果。

　　
　　二。见证创伤

　　
　　《战争垃圾》是一部回忆录式的小说。主人公——小说的叙述者“我”是一个已届古稀的退休英语教师，“我”历过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多次巨大的变迁，而“我”深埋心底的最最痛苦的记忆，是年轻时在 “抗美援朝”战场上因受伤成了美军的战俘后在战俘营里的三年。

　　
　　小说通过主人公“我”的回忆式的叙述，让读者见证并间接体验了“我”在两个层面上经历和见证的创伤：作为战俘的“我”在朝鲜战争战场上所经历和见证的战争创伤和政治创伤。

　　
　　2.1战争创伤

　　
　　“我”的创伤经历随着战争的开始而开始。战争刚刚开始，我就见证了战友唐晶（Tang Jing）所经历的“炮弹休克症”。“唐晶张开了嘴巴却没有发出声音，他全身颤抖着，说不出话。医生给他检查了体温和脉搏，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过了一会，又来了一个医生，两个医生又一起给他做了检查，发现除了体温稍微有点偏高之外其他一切都很正常。于是，他们一致认为他是患了‘炮弹休克症’。‘炮弹休克症，他精神错乱了。’李医生说。‘我不信，他的身体如此健壮，怎么会这么容易就神经错落了？’我们师的军官都因为死亡的士兵和损失的军需品而惋惜，而最让我震惊的却是唐晶的事。一个星期以来，他那张毫无表情的脸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我从没想到一个人的精神是这么地容易被打垮。”如果说唐晶是亲身经历了“炮弹休克症”的话，那么叙事者“我”就是亲眼见证了这次创伤的起因和结果。一个身体如此健壮的军官在战争创伤面前，竟然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另外，在“我”看来，这场残酷而又毫无意义的战争不仅让战俘饱经创伤的折磨，而且还借此把战俘们变成了战争的垃圾。作者把小说的题目定为“战争垃圾”不仅表明了作者的反战态度，而且还揭露除了战争的荒谬和对人性的摧残。“另一方面，新收容所的伤员比其他收容所的要多得多，缺胳膊的，瞎眼的；由于凝固汽油弹的轰炸而没了头发，缺了耳朵，少了鼻子的；借助手势语来进行交流的聋子；借着拐杖和木制的假腿而到处走动的瘸子……看到他们，我不禁黯然伤神：没有国家会收留象他们这样残缺不全的人，他们只是一堆战争垃圾，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选择回到中国，回到他们自己的家庭。他们只能跟着共产党回去。”这些士兵们曾经怀着“保家卫国”的热情和信念参加了这场战争，然而结果却是， 战争过后，他们成了身心都不健全的战争垃圾。他们这样的人，对于他们自己的家庭，对于国家，对于整个社会，都将成为一种负担。没有国家愿意收留他们，即使他们回到中国，他们的生活也会因为自己身体的不健全而拥有诸多的不便，他们不仅要想办法去面对身体上的创伤，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设法让自己走出心灵的创伤。

　　
　　2.2政治创伤

　　
　　在国民党操控的战俘集中营中，存在两种政治信仰——国民党和共产党。战俘营中对待持有两种不同政治信仰的战俘的不同态度和待遇在“筛选”一章体现得尤为明显。坚守共产党信仰的刘武深因为拒绝到台湾去，被亲美派的刘泰安当众割去了胳膊上那块纹又国民党徽章的肉。这种因为国共两党之争而引发的变相的暴力不仅给“我”和“我”的战友带来了身体上的创伤，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它让“我们”对自己的政治信仰充满了危机感的同时，还让“我们”对于未来充满了迷茫——到底“我们”该何去何从，“我们”的未来到底在何方？

　　
　　一直坚守共产主义信仰的“我”也因此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转夜之间，“我”身上被人纹上了“去他妈的共产主义！”的字样。这个纹身让同“我”一样有共产党信仰的士兵遭受了永生难忘的政治创伤。这种政治创伤对“我”后来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纹身让我不寒而栗。带着这样的纹身，我又怎么能回到中国？”这个创伤成为了“我”永生难言的秘密。“在我的肚脐下方有一排英文字母‘FUCK…U…S…’，这些点点所覆盖的皮肤看上去像烧伤的伤疤……现在我站在这儿，对我而言，纹身已不再像昔日那样有吸引力。相反，它成了我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两周前我在亚特兰大过海关时，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生怕那个声音沙哑而颇为和善的海关官员会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然后把我带到一个屋子里让我脱下衣服来检查。这个纹身是很有可能让我进不了美国大门的。我走在街上时，会时不时地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似乎有一只无形的手会掀开我的T恤，把我的秘密——纹身暴露给旁边的行人。无论天气多么酷热，我都不会解开所有的衣扣。当我洗澡时，我会很小心地锁上浴室的门，以防我出生在柬埔寨的媳妇会无意中瞥到我肚脐上的字眼。”虽然战俘营中的身体上的创伤早已忘却，但“我”身上的纹身对“我”战后的生活而言就如同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我”时刻担心“我”的秘密会被人发现，更加担心会因为这个纹身而无法跟家人过上正常的生活。

　　
　　三。治愈创伤

　　
　　从《战争垃圾》来看，小说主人公“我”的创伤治愈过程是伴随着我对创伤的经历和见证而发生的。“我”的创伤的治愈过程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将重点从人际关系疗法﹑知识疗法以及“我”的叙事疗法三个方面来阐释我的创伤治愈过程。

　　
　　3.1人际关系疗法

　　
　　心理创伤的核心经历是创伤者觉得自己被剥夺权利或与外界关系的隔离。因而，治愈创伤首先应该授予创伤者以权利，并帮助创伤者重新建立他与外界的联系。创伤的治愈应该以丰富的人际关系为背景，孤立的状态无法实现创伤的治愈。

　　
　　纵观整部小说，虽然身为战俘的“我”身心备受战争的摧残，但是因为有亲情﹑爱情和友情的相伴，战场上的“我”不再是孤军奋战，而“我”所经历和见证的创伤也因此得到了适时的治疗。

　　
　　家中老母以及未婚妻对“我”的牵挂和期盼，既能在“我”受到打击和经受创伤时给我安慰，又让我时刻提醒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活下去。出征前夕未婚妻赠送的半根玉簪伴随着我度过了战俘营中的日日夜夜，用温馨的记忆和美好的幻想抚慰着我寂寞和痛苦的身心，一直鼓励着我力生求还的斗志。正因为怀着与母亲和未婚妻团员的希望，“我”才能忍受住战俘营生活的寂寞和痛苦，才能坚持到最后。除了亲情和爱情，战俘生活中的友情也是帮助我走出创伤﹑进而治愈创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除了我与战友白大建，善明等的友情之外，小说还单独用了整整一章（第四章）的篇幅讲述了“我”与格林医生的相遇和相识。这也是这部小说最长的一章。由此可见，友情在“我”的创伤治愈过程中起的作用是非同一般的。

　　
　　在战俘集中营的医院，战友古树的受伤的腿在托马斯医生给动完手术之后因为溃烂而长满蛆的情景让我触目惊心，因此我坚持拒绝让托马斯医生给我的腿动手术。这才有了格林医生的出场。对于身负重伤的战俘集中营中的“我”而言，格林医生的出现便意味着一种安全感的建立。“新来的医生走过来拍了拍我的额头。我睁开眼睛，居然看到一个女医生。她看上去不到30岁，身材纤瘦，面容憔悴，她帽子上的徽章表明她是一个主治医生。她褐色的头发短而整齐地露出了帽子的边缘。她淡褐色的眼睛盯着我，眼中充满了和善，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让我吃惊的是，她居然用一口漂亮的汉语说道：‘我是格林医生，可以让我看看你的伤吗？’……她的手指在轻轻的触摸﹑按压着我的伤口。我感到她似乎把某种凉凉的﹑缓解疼痛的东西放在了我的伤口上，我不再感到那么痛了。”由此可见，对正在忍受病痛折磨和内心充满了恐惧的“我”而言，格林医生的出现就像是圣母玛利亚的再现，顿时让我产生了一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不仅帮助我缓解了身体上的疼痛，而且还让我在绝望中见到了一丝希望。“她的出现让我感到很平静，似乎她就是被派来救我的。……‘你认为我还能走路么？’‘当然，我会治好你的，放心吧！’……她又轻轻的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别担心，我一定会治好你的腿，你一定可以重新站起来的！’”能拥有格林医生如此细微的关心和帮助，战俘营中的“我”是多么的幸运！“看到我醒了，她对我笑了笑，说：‘一切进展得都很顺利。’她的话让我很放心。”动完手术之后，格林医生又帮助“我”练习走路，在她耐心的帮助和鼓励下“我”终于重新站了起来，终于能够走路了！“‘你现在可以独自站起来了，非常好。我很高兴，加油，来，朝着我跨一步看看！’……‘来，加油，走一步看看！勇敢点，你可是个战场勇士啊！’……‘来，再试一次，别害怕，你行的！’”。我和格林医生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为“我”的腿的治愈而结束，因为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我和格林医生不再仅仅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而且还成了好朋友，在彼此之间建立了友情。经过几次闲聊之后，“我”和格林医生对彼此有了更深的认识。后来“我”又教格林医生中国书法，在“我”离开巨济岛之前，她不仅送了一支钢笔给我留作纪念，还特意给“我”开了一个医生证明，用来证明“我”至少在半年之内不能干重活。后来这个证明对我真的起了很大的帮助。

　　
　　综上所述，“我”与格林医生的相遇﹑相识到深厚友情的建立，是“我”可以治愈自己身体创伤的关键。除此之外，与格林医生的友情也让战俘集中营中的“我”拥有了安全感，在残酷而令人绝望的战争生活中找到了生存下来的希望，这在很大程度上对“我”前后经历和见证的心理创伤的愈合也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3.2知识疗法

　　
　　小说中多次提及学习英语这一事件，从“我”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学习英语知识对于创伤治疗的作用。战争刚开始不久，裴委员长就让“我”教我的战友们一些简单的英语，在漫天炮火的战场上，他们居然学得非常带劲，而且进步很快。“我很好奇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用心地学这些他们可能永远也用不上的英语单词。天知道明天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随时都有可能落入敌人之手，被敌人杀死。敌军就在北面的两英里处。”“我猜想学习对于他们而言肯定代表着某种希望。至少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还有将来，他们可以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将来。他们对这个大千世界有限的认识和他们对死亡的迟钝反应给了他们求生的力量。他们强烈的学习欲望中折射出了他们对于生命的坚忍不拔的精神，我深深地为这种精神所打动了。”学习代表着一种希望，代表着还有未来。有了希望，有了对未来的那份信念，眼前一切的创伤和痛苦都会因为对未来的这种信念而渐渐消逝。战争留下的创伤会被暂时性地遮蔽起来，甚至逐渐被淡忘。

　　
　　对“我”而言，英语既是“我”学习的动力，又帮助“我”度过了战俘营中很多难熬的时光，对“我”在集中营生活中暂时性地走出创伤甚至最后治愈创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与伍德沃斯神父的相遇让“我”很幸运地得到了一本《圣经》，这种喜悦之情在“我”的叙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回帐篷的路上，我打开了包裹，看到了一本崭新的《圣经》，这真是太让人兴奋了！《圣经》是美国标准版的皮面装订本。帐篷里面太吵了，我便坐在外面开始读起了《创世纪》。…这半年以来，我没有接触过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书，这让我对书的喜爱大打折扣。《圣经》的出现很即时，它里面的英语不难，我没有碰到不认识的单词。这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我每天都可以读几页《圣经》了！”

　　
　　总之，“我”对英语知识的渴求对于治疗“我”所经历和见证的创伤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不仅抚慰了备受战俘生活折磨的“我”的孤独和寂寞，而且还让“我”在战火连天的令人绝望的战争生活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最后，“我”甚至还用英语写出了自己三年战俘生活的经历，讲出了自己经历的创伤和见证的历史，从而通过自己的叙事真正走出了创伤。

　　
　　3.3叙事疗法

　　
　　与所有的叙事一样，创伤叙事首先具有认识论的价值，我们在叙事中把握了生命中令人惊悸或疼痛的时刻，为它赋予了意义，如阿多诺所说“让苦难有出声的机会，是一切真理的条件。

　　”围绕创伤性的事件的讲述往往包括对事件来龙去脉的呈现﹑对原因的探索和对内心的描绘，这其中包含着外部世界的丰富信息，和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认知，并有可能指向人性的深处。创伤叙事也同时具有伦理学的价值，它可以是一种抚慰，还可以是一种治疗，说出是康复的前提。

　　
　　整部小说以“我”对朝鲜战争经历的回忆来讲述了“我”亲身经历的创伤以及“我”所见证的战争给中国战俘带来的心理创伤。通过主人公“我”的叙述，建构了一种叙事，重建了一种历史，使得创伤事件外在化。小说的主人公“我”以回忆录的形式讲述了他深藏心底的最最痛苦的记忆——年轻时在 “抗美援朝”战场上因受伤成了美军的战俘后在战俘营里的三年。这部回忆录他计划了大半辈子，在开篇的序言中，“我”便点出了写这篇回忆录的初衷，“我要用我从十四岁起就开始学习的英语来写，要用纪录片那样的方式说出我的故事，保留历史的真实。我希望有一天，坎迪和鲍比（他的两个在美国的孙子）和他们的父母读了这些事情，能感觉到我肚子上纹身的分量。这部回忆录就算是我这样的可怜人留给我美国孙子的礼物吧。”可见，对于“我”而言，通过回忆录方式讲出自己人生中这段创伤性的经历，是我治愈创伤﹑最终真正走出这段创伤经历的唯一途径。很显然，最终“我”做到了，因为“我”通过自己的叙述，成功地讲出了“我”所经历和见证的创伤，重新见证了历史，“让自己的苦难有了出声的机会”，让自己的创伤得到了治愈。

　　
　　结语

　　
　　哈金长篇小说《战争垃圾》通过“我”讲述自己在战俘营中经历和见证的战争创伤和政治创伤以及“我”走出创伤的过程，不仅让读者看到一个战俘独特的生活命运，见证了历史和真相；而且还通过对“我”的战俘生活经历的描写，揭露了战争的残酷与荒谬，鞭挞了战争对人性的扭曲和摧残。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