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宠儿》与女性哥特。采用“女性哥特”体裁。充分展示了女主人公遭受的创伤和追求自由的坚强。塞丝、丹芙和保罗·D也完成了各自的觉醒。

　　论文关键词：《宠儿》，女性哥特，创伤，觉醒

　　一、《宠儿》与女性哥特

　　托尼·莫里森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黑人女性。她拥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和民族意识，黑人妇女问题一直是她关注的焦点。长篇小说《宠儿》以一个黑人母亲的角度折射出种族冲突中女性内心极端的爱与恨。故事是在一系列支离破碎的回忆中展开的。女主人公塞丝（Sethe）曾是奴隶，十八年前因不堪忍受奴隶主“家庭教师”的虐待带着孩子从奴隶制庄园“甜蜜之家”逃到俄亥俄州。二十八天后，奴隶主追踪而来。为了不让孩子成为奴隶，绝望的塞丝试图杀死自己的四个孩子，但只锯断了一个女儿的喉咙。出狱后，她与女儿丹芙生活在蓝石路124号。一天，“甜蜜之家”当年的奴隶保罗·D来到她家，揭开了尘封多年的过去。不久，塞丝杀死的女儿宠儿还魂重返人间，来到124号，不择手段地榨取塞丝的爱，扰乱了她刚刚回暖的生活。最终，在黑人社区的帮助下，宠儿被赶出了124号，塞丝、丹芙和保罗·D也完成了各自的觉醒创伤，从过去的阴霾中走出来。莫里森的小说《宠儿》承继了哥特文学的典型特征：沉重的复仇主题，封闭的古堡式建筑，阴森的鬼魂······同时，莫里森将女性独特的感受与哥特文学相结合，采用“女性哥特”体裁，表现了黑人女性在父权制和种族主义双重压迫下的内心创伤和主体意识的觉醒。

　　“女性哥特”这个术语首次出现在英美女性主义批评家埃伦·莫尔斯（EllenMoers）的《文学女性：伟大的作家》一书中。在莫尔斯看来，“女性哥特”即“女作家以[哥特]这种文学形式创作的作品。”[1]它被阐释为体现以男权为主导的性别身份对女性个体造成影响的有效载体。莫尔斯认为“女性哥特”中的恐惧来源于女性对自身性别身份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同女性在父权制社会特有的成长经历息息相关，并影响到女性成长过程的各个阶段。与传统哥特文学相比，“女性哥特”从一开始就注重作品的现实主义特征，弱化了超自然因素，它强调给女性带来焦虑和恐惧的原因不是非人的神秘力量也并非家族的罪恶史，而是来自现实生活中，源于性别角色给女性带来的束缚，特别是父权社会中女性遭受的压迫和虐待。

　　二、《宠儿》中的女性哥特

　　毫无疑问，饱受压迫但积极抗争的女性形象、复仇的鬼魂、恐怖封闭的环境、爱与恨的激烈冲突等因素将《宠儿》归入女性哥特体裁。莫里森通过运用这些因素创造了独特的写作风格，充分展示了女主人公遭受的创伤和追求自由的坚强，深化了小说主题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1.女性哥特人物——塞丝和宠儿

　　与传统哥特文学相比，女性哥特作家关注的是受压迫和禁锢的女性形象，而不是将其看成传统文学中男性英雄的附庸。女性软弱、次要的形象被颠覆，她们在苦难中逐渐成熟，逐步完成自我构建。“作者[莫里森]改用了西方创痛成长小说的模式，将以白人男性为主的传统成长小说变成刻画黑人女性成长过程的小说。”[2]根据赫费勒 （Hoeveler） 在《女性哥特主义》中的观点，女性哥特小说中至少有一个女主角，并且女主角通常无所依靠，孤身一人在男权的压迫与折磨中寻求生存与解放。因此，女主角通常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作为父权制的受害者，她脆弱、无力、压抑，饱受男性的压迫和欺凌；另一方面，她是勇敢的斗士，她不满于受压迫的现状，敢于向社会禁忌抗争。这种“两面性”通常是女性哥特小说关注的焦点。《宠儿》的女主角塞丝就是一个集受害者和抗争者双重身份的典型人物。塞丝的悲剧在于她既是奴隶又是女性，因为父权对于女性的迫害在奴隶制下实现了最大化。

　　种植园主加纳是一位开明的奴隶主创伤，能善待奴隶。但他死后，加纳太太请了她弟弟“家庭老师”来管理，“甜蜜之家”从此变成地狱。“家庭教师”和他的两个侄子凶狠残暴，滥施暴行：他们在奴隶身上做实验，研究奴隶的“动物属性”和“人的属性”，甚至抢走了塞丝的奶水。对于女性，奶水是母性的象征，最为神圣。但塞丝对于这种欺凌和压迫无力反抗，只能任由奴隶主践踏自己的自尊、剥夺自己的母性。“我塞满了他妈的两个长着青苔般牙齿的家伙，一个吮着我的乳房，另一个摁着我，他们那知书达礼的老师一般看着一边作记录。”[3]深受伤害的塞丝将“家庭老师”的所作所为告诉了加纳太太，但在男人统治的奴隶制下，身为庄园女主人的加纳也无能无力，只能为这种暴行暗暗垂泪。塞丝的告密最终演变成一场灾难：尽管当时怀了身孕，她仍然挨了“家庭教师”一顿疯狂的鞭打，差点丧命；她的背上也永远留下了耻辱的疤痕。但身体上的伤痕远不及心灵上的创伤深，这些心灵上的旧疤纠缠了塞丝一辈子。奴隶们不堪忍受奴隶主的肆意虐待，计划集体逃跑，但不幸事发。黑奴黑尔被活活烧死，保罗·D被卖到另一个奴隶种植园，后来因“企图杀人”被判入狱，发配到佐治亚州。只有塞丝逃了出来，来到124号与婆婆巴比·萨格斯团聚。莫尔斯认为，旅程对于女主角来说是必要的，那是她走向成熟和独立的必经之路。在男权社会，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庸，始终处于次要地位，只能追逐男性的脚步。因此，当初塞丝的逃跑是由西科索和黑尔负责，因为只有他们“才知道‘甜蜜之家’外面有什么，以及怎么出去”。[4]但逃跑计划的流产使得塞丝第一次有机会迈向外部世界，独立自主决定和完成一件事。对于怀孕六个月的塞丝，逃跑途中的艰辛与挑战可想而知：她全身浮肿创伤，关节僵硬，还要忍受着胎动带来的疼痛；她的双脚不能走路，她就坚持爬，她甚至在逃跑过程中坚强地生下了第四个孩子丹芙。塞丝在旅途中展现了女性的坚韧与勇敢，实现了主体意识的初次觉醒：“我成功了。我把大家都弄了出来。而且没靠黑尔。到那时为止，那是唯一一件我自己干成的事。”[5]

　　哥特小说中不乏暴力、血腥和恐怖的场景，以达到阴郁、骇人的哥特效果，女性哥特小说也不例外。《宠儿》的核心情节是杀婴事件，并且孩子是被自己的母亲杀害。血淋淋的锯子、倒提着的婴儿的腿、满地的血···所有这些骇人场景都显示了塞丝的绝望和疯狂。而塞丝如此决绝的举动都源于在“甜蜜之家”所遭受的创伤：奶水被抢走体现了她自尊和母性的丧失，残酷的鞭打则彻底打碎了她对人性的期望。在逃到124号度过28天自由生活之后，学校老师的追捕终于使她崩溃，苏醒的主体意识在重压之下爆发出来，让塞丝成为主动的抗争者，导致了杀婴的悲剧。塞丝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孩子被带回“甜蜜之家”，必定会继承奴隶的悲剧命运，必定会在奴隶制和父权制的压迫下过着最为悲惨的生活。因此，当家庭教师要将她们带回种植园，她无论如何也不答应。她宁愿亲手杀死自己女儿，宁愿面对法律制裁和世俗道德的批判，宁愿在124号孤寂地生活十八年，也不愿自己的女儿被别人衡量究竟是“动物属性”大一些，还是“人类属性”大一些。由此，“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杀婴’这一残忍的‘能指’行为表示的不是人性的泯灭，而是深厚的母爱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6]父权制和奴隶制给黑人奴隶特别是女性黑人奴隶的身心带来了难以磨灭的创伤。莫里森通过塑造塞丝这一形象，展示了黑人女性在父权制和奴隶制重压下的脆弱以及追求自由和未来的坚韧和顽强。

　　四处游荡的鬼魂和超自然现象是哥特小说的典型因素，使得小说笼罩在神秘和恐怖的氛围中。《宠儿》之所以被归为女性哥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超自然因素的运用。小说中另一女性角色宠儿是一个与活人世界纠缠了十八年的鬼魂，也是塞丝遭受的心灵创伤的外化。作为鬼魂，宠儿是可悲的存在：她从未得到过母爱，因而被母亲杀害后不愿离去。起初她比较“弱小”，只能通过在蛋糕上印出小手掌印等孩子气的动作来宣告自己的存在。但塞丝因为害怕面对过去，对她一直采取无视和回避的态度。作为鬼魂创伤，宠儿是可怕的存在。十几年来，她对于爱的渴求一直没有被满足，她因此变得越发愤怒甚至怨毒。作为塞丝惨痛经历的集中表现，宠儿与塞丝心中深埋的往事一样，虽然被塞丝强制压抑在心灵深处，但一直蠢蠢欲动，伺机占领塞丝的生活。最终，她通过借尸还魂来到塞丝身边，不择手段地向她索债。

　　杀婴事件之后，塞丝生活在因极度震惊造成的麻木状态中。她每天都试图忘记过去，以此来逃避心中悲伤、愤怒、内疚等各种交织的情感对她的折磨。这种自我压抑机制使得她的记忆力和感情在一定程度上服从了她的意志。但一味消极逃避创伤并不能让过去真正消失，因为“有些东西你会忘记。有些东西你永远也忘不了。”[7]随着时间流逝，随着保罗·D和宠儿相继出现，潜藏在塞丝心中的痛苦回忆再也无法抑制，渐渐显现出来。宠儿以人类实体的出现迫使塞丝走出消极状态，直面过去的创伤。当塞丝认定宠儿是自己死去女儿的鬼魂附体，就心甘情愿地伺候她，以博取她的欢心。尽管塞丝极力逃避过去，但在宠儿的要求下，她不得不重温痛苦的往事，回顾曾被奴隶制折磨的支离破碎的自我。最终，在这种痛苦的自我回顾中，在社区的帮助下，塞丝重新进行主体定位，找回了自我。莫里森在小说中使用了“重新回忆”（rememory）一词，表达了她对于黑人奴隶如何摆脱创伤的看法：逃避不能回归正常生活，只有“重新记忆”、直面和重组过去， 黑人奴隶才能迎向和创造美好未来。因为“有意识的‘重新记忆’意味着重构过去。通过动态性质的‘重新回忆’，当事人最终得以摆脱过去时间的阴影，治愈心理创伤。”[8]“[女性哥特]作者想通过女性哥特人物向广大读者传达：父权制就是一个庞大的暴力组织，女性为了自保，必须想方设法获得自己的武器。”[9]《宠儿》中奴隶制就是那个庞大的黑社会组织。它比一般的父权制更加残酷和可怕，女性在受到性别压迫的同时还要承受来自种族冲突的压力，因此她们要获得解放必须经受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但莫里森赋予了黑人女性有力的武器创伤，那就是她们通过自我探索、通过直面、重构过去充分唤醒自己的主体意识，以反抗奴隶制的迫害和驱走内心的阴影。

　　2.古堡式建筑——124号

　　“十八世纪末盛行的哥特式小说多半讲述古堡闹鬼的故事，恐怖、凄凉色彩浓重。每一座古堡都是一个文化结构，在其后面隐藏着某种神秘罪行。古堡中的人生活在历史的阴影之中。过去并未消逝，而是触手可及。”[10]《宠儿》中塞丝的家——蓝石路124号便是类似于哥特小说中古堡的存在，是浸淫于过去的封闭结构。十八年来，塞丝和丹芙将自己禁锢在这所坟墓般的阴森鬼屋之中，孤傲地与外界保持距离。另一方面，故事情节的深入推进都以124号为背景。小说分为上、中、下三篇，每篇都以关于124号的描述为起始：“124号恶意充斥。”[11]“124号喧闹不堪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2]“124号静寂无声。”[13]作者将客观存在的房屋与人的感情联系起来，通过124号打开一道缺口，使读者可以窥视屋中人物——特别是宠儿的行为表现和塞丝的内心变化。

　　十八年前124号是天堂的代名词。作为当初逃跑的目的地，那里是塞丝向往的自由和希望的象征；那里充满温暖与希望，是奴隶解放后团聚、开始新生活的地方。因此，尽管逃跑途中充满荆棘，塞丝仍咬紧牙关，逃向那个自由的天堂。在那里，她度过了人生中真正自由的二十八天，第一次享受到作为独立女性的喜悦，终于不用因男性奴隶主的压迫惶惶不可终日。然而，当“家庭教师”追踪至124号，塞丝终于抵抗不住压力，出于绝望，她锯断了女儿的喉咙。黑人社区无法理解塞丝这种残酷极端的行为，逐渐疏远孤立她。从此，124号变成牢笼，将住在其中的人与外界隔绝。124号住户不仅身体困于这个阴沉恐怖的鬼屋，心灵也被冻结在不堪回首的过去。虽然塞丝试图用冷漠掩盖心中的伤痛，但一个小小的刺激都会使她顷刻崩溃，陷入过去难以自拔。丹芙更加可悲，她既看不见未来，也因塞丝的刻意相瞒被排斥在过去的大门之外。年纪轻轻，她却生活在难以想象的孤独之中，整日以鬼魂为伴创伤，没有生活目标，也没有人生期望。时间在124号这里静止，里面的人们没有未来，也没有当下，只有充满悲伤的过去。 “女性哥特小说正是通过封闭空间的意象来反映女性自身的痛苦和无助感。”[14]《宠儿》中124号是过去的化身，它时刻提醒着人们曾经的创伤仍然存在，塞丝就在这样封闭的空间意象中在过去的伤痛里挣扎。哥特式的环境体现了黑人奴隶，特别是女奴，在获得自由之后仍然遭受着巨大痛苦。由于过去的创伤过于巨大，尽管黑人们到达象征自由的北方，尽管他们已从奴隶制中解脱出来，他们仍然被过去的阴影纠缠、折磨，仍然难以过上正常的生活、面对美好的未来。

　　宠儿借尸还魂后的归来使得124号情况更加糟糕：她变成一个“恶鬼”，要吞食塞丝所有的爱，甚至要吞食她的生命。而塞丝为讨她欢心，心理几乎变态失常，她不再去餐馆打工，整天在家陪着宠儿，再次“沦入一种奴隶状态。”[15]很快家里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家里情况的恶化使得丹芙快速成熟，走出了与世隔绝的124号，请求邻居的帮助。黑人社区很快做出积极反映，向塞丝和丹芙伸出了同情之手。最终，《宠儿》以集体驱鬼为结尾，当人们聚集到124号门前时，宠儿神秘地消失了，象征塞丝摆脱了过去的阴影，获得了新生。她的主体意识终于在曾被扭曲的心灵中觉醒，从一个奴隶真正转变为一个自由人。同时，莫里森在这里用集体驱鬼这一细节说明：单靠个人的力量，黑人无法摆脱过去的牢笼；只有团结起来，在整个社区的共同努力之下，黑人才能构建美好的明天。哥特文学密闭的古堡意象所传达的女性自身的焦虑不安加上女性文学对女主人公心理的充分挖掘，使《宠儿》一部具有典型女性哥特风格的作品。

　　3.叙事策略

　　《宠儿》之所以作为一部佳作屹立于当代文坛，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莫里森采取了独特的叙事策略。非线性的叙事时间和多重叙事视角使得故事叙述节奏时疾时缓创伤，让真相在对过去的回忆、忘却、挖掘、拒绝、显现中一点点透露给读者，一点点加强作品的张力和读者的心理压力，来营造哥特小说最为典型的心理氛围：恐惧。

　　初读《宠儿》会非常吃力，因为“《宠儿》中的时间飘忽不定，一会儿来回盘旋，一会儿垂直跳出时间的圈子，在空间中螺旋上下。事实上，西方传统一向以线性时间叙述美国历史和奴隶制，但莫里森的文本颠覆了这一点。它[宠儿]不仅告知读者奴隶制带来的肉体伤害，还告知他们奴隶们遭受的精神创伤。”[16]《宠儿》的叙事时间就像一条满布支流和漩涡的河：主流代表现在层面的叙事时间，而时不时出现的支流和漩涡则是对过去的回忆、反思和重组。一般回忆往昔的小说，叙述本身能产生愉悦。但在《宠儿》里，过去是难以启齿的，是宁可被遗忘的。因此，莫里森采取了非线性的叙事时间，使得小说情节变得支离破碎、随意疏散，而无序断续的故事是通过不同人物的“重新回忆”一点点展开的。小说核心情节杀婴事件就是通过各人的回忆逐渐完满的。第一章只提到了孩子的阴魂为被锯断脖子而充满怨气，但并没有提到是谁锯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第三章塞丝向保罗·D回忆当初她带着丹芙坐牢时的情景，但对为什么坐牢绝口不提。第九章丹芙回想到当初一起读书的同学问的问题：“你妈妈不是因为谋杀给关起来了吗？”[17]但直到小说第一部分结束，保罗·D去向塞丝证实时，读者才知道真相。“重新回忆”实际上是因为奴隶制给主人公留下的烙印：他们的身体和心灵都遭受了极大的伤害，而那些痛苦的回忆占据了他们的思维，深深扎根于他们的记忆，永远地遗留在他们的意识之中。对于他们来说，过去与现实，虚幻与真相相互交织、模糊不清。

　　同时，莫里森抛弃了传统的单一叙事视角，而采取多重视角。小说中重要事件都是由多人多次讲述。每个人虽然讲的是同一件事，但都不是完整故事，而是从不同层面为故事提供的补充信息。读者必须自己将这些碎片重新组合，还原事实原貌。哥特文学常利用非线性叙事时间和多重叙事视角来营造悬疑、恐怖的气氛，而这种叙事策略恰与恐怖的杀婴情节、沉重的种族冲突话题以及女主人公饱经创伤的心灵状态相契合。莫里森通过运用这种独特的叙事策略充分反映出女性人物内心的挣扎与痛苦。

　　三、结论

　　奴隶制虽然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废除，其阴影依然笼罩在美国社会，构成黑人现在面临的种种问题的根源。作为弱势群体的黑人女性更是饱受过去灾难的纠缠和折磨。作为黑人女作家创伤，托尼·莫里森一直关注黑人女性问题。她在小说《宠儿》中利用女性哥特充分揭示了奴隶制给黑人种族、尤其是黑人女性带来的深重苦难和精神创伤。女性哥特人物塞丝在父权制和种族主义的双重压迫下饱受折磨，但她勇于反抗，并在斗争中实现了主体意识的觉醒。鬼魂宠儿是小说中最为典型的哥特因素，它的出现外化了奴隶的痛苦与悲伤；同时，它的存在使黑人们意识到回避过去毫无用处，只有敢于面对、接受和重组它才能获得新生。阴森的124号就像封闭的古堡，象征了主人公孤闭麻木的精神状态，充分传达了女性在过去禁锢中的痛苦和无助。非线性叙事时间和多重叙事视角营造了悬疑、恐怖的氛围，契合了小说的沉重主题。

　　注释

　　[1] EllenMoers. Literary Wom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90.

　　[2] 王玉括。 莫里森研究[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8.

　　[3] 托尼·莫里森。 宠儿[M].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6: 88-89.

　　[4] 托尼·莫里森。 宠儿[M].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6: 284.

　　[5] 托尼·莫里森。 宠儿[M].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6: 204.

　　[6] 王守仁。 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67.

　　[7] 托尼·莫里森。 宠儿[M].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6: 46.

　　[8] 王守仁。 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33.

　　[9] DianeLong Hoeveler. Gothic Feminism: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gender fromCharlotte Smith to the Brontes. Philadelph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University Press, 1997: 36.

　　[10] 王守仁， 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30.

　　[11] 托尼·莫里森。 宠儿[M].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6: 3.

　　[12] 托尼·莫里森。 宠儿[M].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6: 213.

　　[13] 托尼·莫里森。 宠儿[M].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6: 303.

　　[14] SandraGibert and Susan Gubar. The Mad Woman in the Attic. New Haven, Conn, andLondon: Yale UP, 1929: 84-85.

　　[15] 王守仁。 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41.

　　[16] MarilySanders Mobley. “A Different Remembering: Memory, History, and Meaning in Beloved”，in Henry Louis Gates, Jr. and K.A.Appiah, eds., Toni Morrison: CriticalPerspectives Past and Present. New York: Amistad Press, Inc., 1993: 358.

　　[17] 托尼·莫里森。 宠儿[M].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6: 133.